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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是提高鋼鐵行業產業集中度的佳時期 |
吳溪淳說，自1955年從北京鋼鐵工業學校畢業進入鋼鐵行業，迄今已經60多年。“這60多年來，我從未離開過鋼鐵行業，這是我慶幸的事情。改革開放40年來，中國鋼鐵工業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分為5個階段。”他指出。
第一階段是1979年~1992年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。改革承包的大潮激發了大企業積極性，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，加快了鋼鐵工業的發展。政府大力推進“三改一加強”(改革、改組、改制，加強企業管理)；建設寶鋼，樹起了現代化鋼鐵企業的樣板。
第二階段是1993年~2001年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。國企擴大改革開放，精拉無縫管通過利用外資和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裝備、先進管理方法，使鋼鐵工業處于平穩發展期，為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第三階段是2002年~2011年，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期。工業化城鎮化加快，市場需求推動鋼鐵產能產量快速增長，催生了大量民營中小鋼鐵企業，產業布局失控。同時，由于輕工業和裝備制造業迅速崛起，機電產品出口快速增長，促進了鋼鐵產品品種創新和質量提高。2006年，中國成為鋼材凈出口大國，進口的鋼材占國內消費比重由34%降到3%左右。不過，由于中小民營鋼鐵企業不斷增加，造成產業集中度不斷下降，我國鋼企逐步喪失了對鐵礦石的議價能力。這期間，進口鐵礦石價格連年急速上漲，造成原料成本所占比例逐年上升，企業利潤水平逐年下降。
第四階段是2012年~2015年，國民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，精拉管,進入鋼鐵產能存在嚴重過剩的時期。突出表現是市場嚴重供大于求，鋼材價格連年大幅下跌，鋼材價格指數低降到54.48點，是1994年4月份價格的一半，企業經營由微利轉為虧損。
“2007年產能利用率為80.2%時，噸鋼銷售收入利潤率為7.73%，2011年利潤率降到2.58%。2012年產能利用率為74.9%，鋼協會員企業平均噸鋼虧損1.16元。2015年產能利用率為71.3%，噸鋼虧損136.4元，鋼材平均結算價格（不含稅）由2011年的4468元/噸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2258元/噸。”吳溪淳不無痛心地說道，“鋼價低于白菜價，教訓是深刻的。”
第五階段是2016年至今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期。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，特別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行業。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。“今后一個時期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主要是抓好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五大任務。”吳溪淳指出。
中國鋼鐵工業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經驗和教訓
40年來，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，也有深刻的教訓。總結這些寶貴的經驗、教訓，就是為了在未來的發展中穩步向前。吳溪淳認為，40年來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得益于4個寶貴經驗。
一是堅持不斷解放思想、與時俱進，不斷按照黨中央指引的新理念，結合中國鋼鐵工業實際進行企業發展觀念創新、企業管理制度創新、生產技術創新、品種創新。“我國鋼鐵工業取得的一切成就和進步都是解放思想、不斷創新的結果。解放思想本質上是與時俱進的，解放思想就是要跟上發展潮流，永不落后。”吳溪淳說道，“創新驅動發展是我國鋼鐵工業實現由大向強的必由之路。”
二是堅持不斷地深入研究國情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精拔管，在黨中央提出的路線方針指引下，研究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多少鋼、需要什么樣的鋼、需要什么樣的鋼鐵企業。行業組織必須擔負起做政府政策制訂的參謀、做企業規劃發展的信息提供者的責任，實行研究成果共享，用正確的信息導向，引領企業科學發展。“在正確的信息導向方面，《中國冶金報》功不可沒。《中國冶金報》從誕生那天起就站在了中國鋼鐵行業輿論的制高點上，經過60多年的發展，依然處在中國鋼鐵行業輿論的制高點上。”吳溪淳強調，“《中國冶金報》的存在價值，就是能夠始終與時俱進，站在中國鋼鐵行業輿論的制高點上，通過正確的信息來引領鋼鐵工業科學發展。”
三是堅持用改革的思路破解企業發展的難題，通過擴大開放主動融入國際市場，加強國際交流，充分利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，通過消化集成再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的國內外市場競爭力。
四是鋼鐵行業的企業組織機構調整，推動企業聯合重組，淘汰落后產能，必須既依靠市場，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，又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。實踐證明，中國鋼鐵產業集中度長期低于40%，既有市場機制不健全的原因，也有政府推動工作不到位、國有企業出資人責任不到位的問題。根據中國的國情，提高產業集中度必須政府大有作為才行。“中國鋼鐵工業40年的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和大的問題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。”吳溪淳指出。他認為，這種不平衡不充分表現在產業布局的失衡，華北和東北的過剩產品近50%要運往南方銷售；華東和中南地區絕大多數鋼廠都在內陸，遠離海港，使用進口原料（鐵礦石）的物流成本高；首都北京周圍200公里~300公里范圍內集聚了3億多噸鋼產能，給環境容量造成了較大負擔；中小企業數量過多，大企業又聯合不足，造成技術創新、人力、財力投入分散，重復浪費很大，整體創新能力不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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